国进民退
正当煤老板们沉浸在史无前例的疯狂中时，发生在山西的另一场特大事故间接拉开了山西煤炭行业的又一次整合。
2008年9月8日，山西省襄汾县新塔矿业公司尾矿库发生溃坝事故，下泄尾砂量约19万立方米，淹没面积约35.9公顷，共造成277人死亡、4人失踪、33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9619.2万元。
这次事件直接导致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溃坝事故并非煤矿，而是铁矿，但却间接导致了山西煤矿的再度整合。”上述熟悉山西煤炭圈的人士称。
2008年9月，王君从国家安监总局局长任上空降山西，接替孟学农任代省长。王君的职业生涯前半段在大同矿务局。在他看来，要解决矿难频发，就要进一步加快煤矿企业的重组，让国有矿企占主导地位。
当年秋天，以遏制矿难为由头，王君一声令下，“政府推进，国企主导，限期关闭，强行整合”，被业内称之为“国进民退”的山西煤改轰然启动。
在当时的山西煤炭圈内，流传着一个时任山西煤炭厅厅长王守祯的“要‘三三得九’，不要‘二四得八’”理论。具体解释是：煤矿生产300万吨，一吨能卖300块钱，那总共就能卖9亿元；而当你生产400万吨，煤炭价格因供求关系价格下跌，变成200块钱一吨，那总共也只能卖8亿元。
“他的理论就是，生产多了反而卖的少了。因而要控制规模，在规模不增加的前提下，依靠稳定价格获得较高的收益。”上述业内人士说。
在此理论的支撑下，2008年9月2日，山西省政府下发《关于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的实施意见》（晋政发[2008]23号文），要求到2010年底，山西煤矿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年，矿井数量控制在1500座以内，从而在山西省形成2至3个年生产能力亿吨级的特大型煤炭集团，3至5个500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集团，使大集团控股经营的煤炭产量达到山西省总产量的75%以上。
23号文明确提出，政府要大力支持 大同煤业 集团、山西焦煤集团、 阳泉煤业 集团、潞安矿业集团、晋城无烟煤集团等五家大型省属煤炭企业兼并中小煤矿，建立煤炭旗舰企业。
之后，山西煤炭运销集团有限公司、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也被允许作为兼并重组主体，而中央企业 中煤能源 集团最终得以入局。
至此，“5+2+1”的重组格局形成。
2009年4月15日，山西省政府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2009]10号文），将矿井数量控制目标由1500座下调到1000座，并将矿井年产规模由30万吨调高到90万吨。
为平衡地方利益，10号文允许各市、县（区）具备300万吨/年生产规模，且至少有一个120万吨/年机械化开采矿井的骨干企业作为兼并重组的主体。
2010年1月5日，山西省政府宣布，山西省重组整合煤矿正式协议签订率已高达98%，兼并重组主体到位率已达到94%，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采矿权许可证变更也已超过80%。
这一轮山西煤改最直接的影响是，大量民间资本被迫撤离煤炭行业，不少煤老板在这轮整合中黯然离场。
郑爽是在这次整合中的受损者之一。据他回忆，当年负责整合他煤矿的公司是山西焦煤集团，“与之前的整合不同，这次是简单搞拉郎配，必须交给五大集团。”回忆起当时的情况，郑爽至今仍然不能释怀。
为让郑爽“交出”手上的煤矿，山西焦煤集团不停有领导层前来跟他谈判，“而整合的价格都是政府定的，价格方面毫无谈判的余地。”
陈宜先说，当年政府收购民营煤矿价格都比较透明，基本上是按照煤种和储量来算，储量不同级别价格又有不同，主焦煤大多按照23-30元的价格核算。
陈宜先的煤矿也在这轮整合中淘汰出局。当时他拥有的煤矿年产能仅有21万吨，远低于90万吨的门槛，因而被国有大企整合。在这次整合中，陈宜先获得了大约三四千万的赔偿。
相比较陈宜先而言，郑爽则并没有那么幸运。由于郑爽的煤矿规模远大于陈宜先，因而山西焦煤集团要想整合他的煤矿，需要拿出数十亿元的价格。
“但它又没那么多钱，政府也不愿掏钱，实际上这个交易没法完成，但又不得不完成，于是我的矿就被迫停工，直到前两年还停着。”郑爽说。
郑龙乡则在这个过程中陷入了昔阳县北坪煤矿的纠纷之中。2008年时，郑龙乡夫妇垫资4000万元承包了北坪煤矿的土石方工程。但此后北坪煤矿陷入纠纷不断的产权更迭漩涡，郑龙乡夫妇亦深陷其中，至今无法自拔。
郑爽说，在他所在的县，原来总共有90多个煤老板，80多个均在这轮整合中离开。
“这些离开的煤老板每个人至少带走了5000万现金，这样一算当地就流失了40亿资金了。”郑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