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莽年代
1月9日清晨，北方的隆冬寒风凛冽。煤老板陈宜先早早在太原府西街一家酒店门口等待。他计划带着我们去他的煤矿。
陈宜先的煤矿位于昔阳县三都乡。昔阳县别名乐平，毗邻河北，是山西产煤大县，其煤矿主要分布在李家庄乡、乐平镇、大寨镇、三都乡。
从太原到昔阳驱车需要两个多小时。一路上，大众途锐V8越野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陈宜先坐在副驾座位上，滔滔不绝讲述着他16年来的山西经历。
但作为个体，属于他的往事不过是产业洪流中的沧海一粟。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对煤炭的需求量剧增。作为煤炭大省，1980年，国家作出了建设山西省能源基地的决策，重金支持煤炭产业。3年之后，国家再次放宽对煤炭行业的管理政策，鼓励发展乡镇小煤矿。
1993年，国家放开了除电煤以外的其它煤种销售价格，煤炭价格开始上涨的同时，小煤窑也随之遍地开花。公开数据显示，到1997年，仅有证煤矿数量就达到10971座，更有无数私自开采的小煤窑隐藏在监管体系之外。
小煤矿私挖乱采，重复生产，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彼时，私人开采煤矿并不被允许，只能挂靠，以村集体的名义建矿。
“名义上是集体开矿，实际上则是私人投资。”山西临汾一名煤老板郑爽对本刊记者说。
郑爽正是在这个时期进入煤炭行业，他从当地村里承包下一个煤矿，按照他的话说，在2001年之前，他几乎没有赚过钱，甚至赔了不少。
公开数据显示，1996-1997年，煤炭产业投资增长率分别是13.8%和17.6%。此时也是小煤窑爆发式增长的时期。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爆发。在此背景下，山西省曾在1998年整顿过一次煤炭产业，取缔私开煤矿1453座；次年，再度关闭1565座布局不合理的煤矿，缩减生产能力4399万吨。但这次整顿并不彻底，无证开采的煤矿依然大量存在。
即便生产风险大，工作环境恶劣，但同时期产业背景下，煤矿工人的工资仍比其它职业高出不少，这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蜂拥而至。颇具戏剧命运的是，在此后的十余年时间里，早年奔涌至此的底层矿工们中，不乏少数历经九死一生的起伏，最终告别了阴冷潮湿的矿井，摇身一变成为了富甲一方的煤炭大亨。陈宜先便是其中之一。
亚洲金融风暴后，国内煤炭市场需求下降。像郑爽这样刚刚投入重金承包煤矿的煤老板却在煤矿刚要产煤时遭遇煤价大跌，损失惨重。1998-2000年间，煤炭产业的投资也大幅下降，来自中国煤炭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两年间年均下降了19.3%。
“煤炭市场是从2001年起步，2001年前所有煤矿是负债的，煤矿都是承包而来，大多不挣钱。”郑爽说。
一位熟悉山西煤炭圈的人士称，对于山西煤老板而言，2003年是一个坎，在这之前行情很差，煤矿出售几乎无人问津。
群体觉醒
煤炭产业从2002年开启了高速增长。来自第三方研究机构的一份数据显示，2002-2005年，煤炭产业的投资年均增长达到50.6%。2006年增幅虽然下降，仍达到27.1%。
从2003年开始，乔振杰的乌兰色太煤矿经营有了起色，从此之后再也没有赔过钱。这一时期，不断有人加入到乔振杰的煤矿上来，最多时，乌兰色太煤矿的股东数多达10个。
“但2005年的时候有6个退出了。他们是看到当初的投入已经翻了十倍，希望能够退出套现。”乔振杰说。
不过，伴随着煤炭行业高速增长的是全国矿难事故迭起。2002年，山西发生煤矿事故184起，501人死亡；次年，发生煤矿事故159起，死亡496人。
另一组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产煤16.6亿吨，占全球的33.2%，但是全国矿难死亡人数高达6027人，占全世界矿难死亡总人数的80%。
对于山西煤老板而言，2003年是一个坎，在这之前行情很差，煤矿出售几乎无人问津。
2004年1月12日，张宝顺出任山西省代省长。但他上任不到1个月，便遇矿难事件。当年2月5日，临汾市汾西县和晋中市灵石县交界的两个村，私开矿井相互打通后，为争夺煤炭资源相互扔炸药，造成29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