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进城找工作的农家子弟，在集体宿舍起床后开始一天劳作从三十多年前开始，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人口群体开始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以最符合现代性的方式，通过劳动期望改变生存境遇和命运，但是身处的城市并未完全做好接纳他们的准备;而生养他们的家乡在时过境迁中变得愈加遥远和陌生，难以折返再次安身了。
遥远的家园
父亲打了好几次电话催赵振荣回家准备夏收，可他一点动身的打算都没有。六月的阳光在黎明时刻就刺眼炙热起来。赵振荣还是会睡到九十点才起床。
接到父亲电话的时候，他正在西安城中村的租住房内酣睡，听筒里是父亲焦灼的呼号：“最多占用你两天时间。”赵振荣忙清清嗓子回答道：“最近单位搞促销，人手紧。”父亲自言自语道：“整天忙，也没见你给家里拿一个钱。家里的地还让我老汉种。”赵振荣顿时呆在那里。听筒里一阵急促的拖拉机引擎声响起，电话就断了。
在560公里外榆林横山县乡亲们的眼里，赵振荣是一家卫生纸厂的销售经理，但他明白，像自己这样的官，厂里就有十多个。而现在，他正忙着寻找新的工作。今年26岁的赵振荣已经离家八年，在城里为了稳定下来，已经折腾了四个春秋了。
赵振荣前四年在榆林老家一所大学学的是石油运输，但他不喜欢这个整天跑在野外的专业。
为了闯入自己向往的大都市，赵振荣把主要精力放在计算机上。幸运的是，大学毕业后，西安一家公司的网站聘请他为技术主管。“工作在23层楼的写字间里，着西装扎领带，办公室里的牛奶和咖啡都是免费喝。”赵振荣抖一抖左手腕上的手表，右手五指分开梳理着自己的二八分头，苦笑着告诉记者：“扎势的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就连说话也听不出陕北口音了。跳槽去推销卫生纸为的是创业。没想到厂子上个月倒闭了。可我这样子还能回家再捡起镰刀、镢头干农活吗?”
“我和父辈活得不一样”
双肩包、休闲鞋、带帽子的名牌运动装，耳朵上挂着的耳机一看就是苹果牌的，如果不是脸上略黑的皮肤和随口而出的菜名，18岁的薛林很容易被当成读大学的在校生，甚或是刚入职的都市白领。
“我初中没毕业，给父亲打了几年下手，又在老家镇上的网吧当了几年网管，就出来上班了。现在是配菜工，在四星级饭店里。”发现记者盯着自己明晃晃的项链在看，他不好意思地扣上纽扣解释道：九块钱一米。戴着玩的，不是金子的。
和记者交谈的过程中，这个来自于渭南黄河边的农家小伙子，一直用纯正的普通话感慨自己的处境：城市赚钱机会多，没有钱在城市真的难以立足。
薛林的父亲是农村里的厨师，整天带着厨具给过红白喜事的人家操办宴席。父亲希望他能帮忙，并把这个手艺传承下去。薛林摇头说：“我不可能和未来的媳妇孩子在农村生活一辈子。我要和父辈活得不一样。”
他和大多数打工者一样，每年回家不过一两次，而大年初四就会再次返回城里，“农村太闷，超市货物少，上网也困难，冬天风大冷得受不了，夏天蚊虫又多晚上睡不踏实。最主要的还是想找到一份有头脸的工作”。
“我没有技术，只能干些体力活。工资都是1500元左右，加上抽烟、和朋友吃饭喝酒，基本上只能够自己一个人的生活。”薛林盯着窗外的高楼和滚滚车流，搓着手红了脸，“其实我挺羡慕那些大学生的。能有更多人生选择机会，他们比我的起点要高出许多。”
夜晚下班后，他经常会邀请或被邀请去喝酒吃饭，多数在街边的大排档，围坐在一起的都是同乡或同龄的年轻人。这是他最愉悦的时刻。薛林说最不自在的是席间有的来客会是公务员或者是在城市内混出模样的小老板，他感到经济上的差距，又明白见解上的隔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