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务工人员多因文化层次低，又短缺技术，从事的多为重体力劳动扎不了根的城市
作为一个文化人，刘佳宝一直要求自己的生活“要讲究一些”，除了要求衣着得体，他还养成了不在公共场合抽烟、面带微笑、举止儒雅，出门前在衣领及手腕喷香水的习惯。这个来自于志丹县的小伙子是“兄弟四人中最有出息的”，虽然其余三个兄弟无论是修手机、开货车，还是做机修工人，哪一个都比他工资高出许多。
刘佳宝的父亲认为26岁的儿子生活不接地气，对未来的打算一直不靠谱。这位老农和妻子一辈子在乡间山沟里劳作，操持着二十多亩庄稼地和三十多亩苹果园，“年收入几乎是几个儿子的总和。但没一个儿子愿意回到老家搭把手。”年届七旬的老人一边擦着黑红色脸庞上的汗水，一边指着成排的新房对记者说：每个儿子两间房，家具都是新的，可没一个愿意回来住，个个都在城里掏钱租房。
大儿子说自己在外跑车，儿媳还要照顾两个在城里上学的孩子，“呆在城里也不是享福，还不是为了让孩子有个优越的学习环境。乡下的小学因为连年学生减员，都要被撤掉了”；二儿子回答更简短：自己夫妇是公职人员，回家岂不等于把努力多年的工作扔掉了；小儿子的手机维修店刚开业半年，个人创业已经步入正轨。刘佳宝一摊手解释道，自己大学毕业，回家种粮食务苹果，真是要大材小用了。父亲摇着手挨个指点儿子们说：养这么多儿子有什么用？
父亲的话让刘佳宝心里非常沉重，理想在艰难的生活面前显得太过遥远：房租每月600元，水电网税每月200元，每月吃饭最少600元，交通费少不了50元，最要命的是经常有应酬，“每个月都过得紧紧巴巴”。
半年前女朋友给他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能把20万元的购房首付款交了，两个人就吹。刘佳宝想到女朋友催着自己尽快结婚，仅结婚就要花费20万，他想搏一把赚一笔大钱，结果和朋友投资的一个净菜销售系统运作中途夭折，两个人几乎净身而出。接受记者采访时，刘佳宝在为自己又一个投资项目努力，“成功了能让我咸鱼翻身。我这样有头脑的文化人如果不能在这城市扎根，真说不过去吧？”
回不去的乡村
“我的儿时，点油灯，砍柴放牧，学赶牛耕田，步行去上学，和我的父辈、祖父辈乃至曾祖父辈的生活形态没什么差别。而我进城后，开汽车，用互联网，和美国纽约的同龄人生活状态也无什么差别。而我感受社会结构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则更为巨大。”作家十年砍柴2011年根据自己的经历写出《进城走了十八年》一书：“城市对我们来说就意味着繁华、文明，意味着摆脱农村的劳作，用我父亲的话来说：扔掉锄头把了。”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进城不再是农村精英的专利，大批农民集群式进城务工，做生意，当保姆……以众多生存模式，开启了进城淘金的大潮。
春节回家过年，很多农村青年都会感叹，村子变了：欣喜的是泥巴路得到了硬化，污水经管道流向村外池塘；不幸的则是成堆的垃圾已经让昔日小桥流水的美景不复存在。他们要面对洗澡和如厕的不习惯，还要忍受没有了熟悉的生活圈、朋友和随时看到的演出展览，甚至是日常消费品牌短缺带来的尴尬。
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2年的52.57%，但城镇户籍人口的比重却只有35%左右，按照半年以上常住人口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7亿人中，有大约2.2亿人仍然持有的是农村户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林家彬曾感慨：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不到城镇户籍人口所能够享受到的市民权利和公共服务。不少两院院士认为，近些年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土地城镇化”远大于“人的城镇化”。
以追求自给自足为主导思想的农耕文明，虽然从积极方面而言，其核心价值可以外在表现为“与世无争”、“宁静淡泊”和“知足常乐”，但从消极方面而言，它同时也暗含了“随遇而安”、“自我封闭”甚至“不思进取”。新兴的工业文明则以追求生活质量为主导思想，虽然在利益刺激与享乐思想的影响下，常常被人诟病于“利欲熏心”与“贪图享乐”，但在提高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营造人的精神内心世界上，较之于农耕文明，却无疑有着更能体现“人本”思想的先进性。
《乡愁里的中国》作者叶一剑在解读城镇化进程时强调：心安之处是故乡。应考虑如何将在城镇化过程中失去的故乡，在我们的城市中重建。
文/图本报记者孙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