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节点，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重磅启动。
5月17日，《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全文共36条，超过1万字。
根据《意见》要求，西部大开发的目标是：
到2020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营商环境、开放环境、创新环境明显改善，与全国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为了实现目标，《意见》推出了方方面面的利好政策和支持措施。那么，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中，各省、市定位如何？哪些城市被委以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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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西部大开发正式启动。经过一个十年的周期后，2010年《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印发。距离今天，正好又是一个十年。
对比2000年和2010年的两份指导文件，可以发现一个重大不同——2020版的《意见》，开宗明义地突出了“高质量发展”。这也反映出西部大开发背景的变化。
事实上，在大开发启动之初，西部地区可谓积贫积弱。因此前两轮的开发，更侧重于基础设施的完善，同时通过大项目带动和扶持，比如青藏铁路、西气东输等。
经过二十年的建设后，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有了明显改观。
比如交通层面，高铁、航空的便利性明显增强，像贵州早就已经实现了县县通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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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层面，伴随着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不少西部省份展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如图所示，去年GDP增速的前三名贵州、云南、西藏，全都位于西部。
但另一方面，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原本就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增长过于粗放弊端逐渐凸显。
因此，新一轮的开发，将更多的侧重点放在了“高质量发展”上，也没有像2010年的《意见》那样，设置明确的GDP增长目标。
除此之外，本次《意见》还一大不同在于，无论是“强化开放大通道建设”，还是“构建内陆多层次开放平台”，对外开放的力度明显加强，并被摆在了更重要的战略位置。
这种转变，是受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影响。当然更是因为，沿海开放红利式微，而西部内陆通过通道建设，可以扭转区位劣势，从大后方变身开放前沿，收获开放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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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区位、生态等诸多限制，西部地区面临着不少天然的发展瓶颈，因此作为纲领文件，《意见》推出了方方面面的政策利好，扶持西部发展。
比如沿江高铁、渝昆高铁、西（宁）成（都）铁路等若干重大工程，再比如财税、金融支持，用地指标倾斜，“双一流”建设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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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些政策礼包，并不是平均主义地分给各省市。“高质量发展”本身就有很强的市场效率导向。在这样的逻辑下，不同地区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也不尽相同。
比如城市群层面，成渝和关中平原城市群被重点点名，要“打造引领西部地区开放开发的核心引擎”。
比如省一级层面，重庆、四川、陕西三省市被重点点名，要“支持重庆、四川、陕西发挥综合优势，打造内陆开放高地和开发开放枢纽”。
具体到城市层面，《意见》要求，“提升并发挥国家和区域中心城市功能作用”，优先发展大城市、中心城市的思路再次确认。
西部三大核心，重庆、成都、西安也被委以重任——“鼓励重庆、成都、西安等加快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
重庆、成都、西安，是成渝和关中平原城市群的核心，后两者也是四川、陕西的省会。牵引带动西部省市发展的任务，很大程度得落到它们头上。
而“核心引擎”、“开放高地”、“开发开放枢纽”、“国际门户枢纽”等定位叠加，对于西三角三城而言，标志着战略地位进一步上升；另一方面，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来临。
比如《意见》提到：
不断提升创新发展能力。支持西部地区在特色优势领域优先布局建设国家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加快在西部具备条件的地区创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等创新载体。
联系到成渝双圈建设下，重庆和成都共建西部科学城的背景，这或许意味着，上海、合肥、北京、深圳之外，成渝地区距离国家科学中心又近了一步。
另外《意见》还提到，“研究按程序设立成都国际铁路港经济开发区”，至于沿江高铁、渝昆高铁等重大项目，对成渝等枢纽城市的辐射和影响力，会有更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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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12省市覆盖了全国7成左右的面积，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口。如此规模庞大的地区，靠三大国家中心城市带动，自然远远不够。
为了打造多层次的发展结构，几大核心城市群、省和城市之外，其他地区同样收获了不同的战略定位和政策利好：
推动北部湾、兰州-西宁、呼包鄂榆、宁夏沿黄、黔中、滇中、天山北坡等城市群互动发展。
对各大城市群的分别点名说明，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将很大程度依赖于城市群战略的进一步强化。
当然放到全国来看，上述提及的城市群，发展水平比较有限，竞争力、融合度偏低。不过对应的省份和城市，在西部地区开放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独有的区位优势。
支持甘肃、陕西充分发掘历史文化优势，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通道、节点作用。支持贵州、青海深化国内外生态合作，推动绿色丝绸之路建设。支持内蒙古深度参与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提升云南与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开放合作水平。
甘肃、陕西的通道、节点位置，贵州、青海的生态优势，内蒙古的经济走廊位置，云南的边境区位，在西部开发开放中，都可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利好。
而且，这些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在所在省往往是最发达的，肩负着辐射带动周边的使命。对此《意见》提到：
提高昆明、南宁、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等省会（首府）城市面向毗邻国家的次区域合作支撑能力。
提高“支撑能力”，也是对强省会（首府）战略的进一步确认。
强省会（首府）是已经被证明有效的发展模式。由此，从中心城市到城市群，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由点到面的路径，已经相当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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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大的顶层设计来袭，都是一次区域发展的大洗牌。
比如随着西部大开发推进，云贵等省市成为经济增长明星，重庆、成都、西安等枢纽城市，在承接产业转移、交通完善后，竞争力不断升级，跻身国家中心城市。
而对西部省市来说，相对于前两轮，这一轮开发的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方面大量外流的人口不断回流，另一方面，贸易环境变化，各种宏观政策利好叠加，机遇可以说前所未有。
比如去年，西部省市再次收获了陆海新通道、自贸区（广西、云南）等大礼包，这次再次叠加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红利。
不仅是中心城市，一些次级城市同样获益。像贵州毕节，同样被单独点名，要“继续支持毕节试验区改革发展”。
但话说回来，“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只是等、靠、要政策，过度依赖国家的扶持，缺少修炼内功的积极性，和主动出击的意识，发展自然是空谈。
尤其是在当前区域竞争愈演愈烈的背景下，沿海城市已率先一步抱团拆墙，通过都市圈、城市群的一体化融合发展，来虹吸全国各地的经济资源。
近期的深圳都市圈规划，宁波和舟山的户籍打通，都是新竞争逻辑的体现。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落地之后，重庆和成都同样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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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也是种提醒，要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说到底还得主动出击，告别封闭保守和单打独斗，以更开放的视野，融入时代发展的大趋势。
像甘肃和青海日前就达成多项协议，宣布共建兰州—西宁城市群，全面取消落户限制。
对甘肃和青海代表的西部“小透明”省市而言，新一轮机遇期来临，转变思维，发展空间才会更加开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