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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与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

A-A+2014年5月17日10:27南方报网—南方日报 评论

  王 潞

  广东濒临南海,地处亚太海洋交通要冲,秦汉以来一直是中国海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和枢纽地区,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祥地,在东西方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贡献。

  东西方的海路接触交流可以上溯秦末汉初,当时从中国南方的番禺等地循海路前往东南亚乃至印度洋的海上航路也开始接驳贯通,呈现出“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的活跃景象。南朝时期,“四海流通,万国交会”,“舟舶继路,商使交属”,中外国家经贸往来进一步增多,促进了相关地区的文化交流。船只是沿海地区民众海上交通主要工具。由于阿拉伯人的商船经常来往广州,西晋时期阿拉伯人高超的造船技术也传入广东。曾任广州太守的嵇含在《南方草木状》记载说,桄榔皮可作绳子,“联木为舟”,因为桄榔皮浸水后更为柔韧。唐代这种技术在岭南沿海流传。到了宋代,上述造船技术又有改进,出现不用铁钉桐油而用藤捆绑船板的“藤舟”,船缝以海上所生干茜草填塞,这种草遇水则胀,“舟为之不漏”;“其舟甚大,越大海,商贩皆用之。”

  唐代有不少药物通过海路、陆路被贩运中国,由海路引进的外国药物被称为“海药”。广州是当时世界闻名的大都会,也是海药交易的中心。有记载说,大中末年大臣萧倣出镇岭南,广州贸易大盛,使得首都长安“宝货药肆,咸丰衍于南方之物。”有些海外药用植物被引进后种植成功,称为“南药”,为传统中医、岭南医学增加了十分珍贵的特种药物资源。苏颂《本草图经》记载,唐朝宰相郑絪为岭南节度使,因水土不服,疾病缠身,屡治不愈;诃陵国商人慷慨赠予波斯国“补骨脂”,该物有延年益气、悦心明目、补添筋骨之功效,郑絪依法服食调养,果然药到病除。后来郑絪把这种奇效海药处方抄录回内地,“补骨脂”也在广东种植。《唐本草》、孙思邈《千金方》、王焘《外台秘要方》、郑虔《胡本草》、《南海药谱》等医书药典记录了不少从海路引进的外国药材。

  唐宋以后从海路进入中国的外国物种还有粮食作物,不仅增加了沿海民众的食品资源,相当程度上也丰富了中国人的传统食谱。明代中叶以后,番薯、木瓜等作物被引入广东并传至内地,对中国饮食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自番薯引进后在内地迅速推广,成为小麦、水稻之外另外一种主要粮食作物,极大地改变了国人的粮食结构,缓解了明朝后期以来中国由于人口增长造成的粮食短缺。

  东西方文化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宋人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记载了11至12世纪之际广州的中国海船使用指南针的情景。此后,中国商人、海员在与外国商人、海员交往的过程中,将这一技术带到海外,并与外国的航海技术相结合,推动了世界航海事业的发展,也为后来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奠定了技术前提。

  瓷器是唐宋以后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之一,承载着唐朝高度文明的精美绝伦的唐代花瓷和乳白瓷输入阿拉伯地区,在西亚掀起持久的陶瓷热。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其著作《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广州有大批即将运往印度洋各国的瓷器,这些质地细薄又富有釉彩的中国瓷器令人赏心悦目,苏莱曼大加赞赏,并注意到瓷器的制造技术。15世纪以后中国瓷器通过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大量销往欧洲,直接刺激欧洲制瓷技术的发展。16世纪,意大利人发明了仿制中国白瓷的技术。1709年,中国白瓷的秘密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梅森被重新发现。1752年,用煤烧窑的技术在都柏林出现,使窑温很快达到烧瓷的高度,使瓷器的洁白得到保障,中国瓷器被仿制,一个欧洲瓷业新时代来临了。

  明清时期,与商人结伴而行的西方传教士来到广州、澳门等沿海城市,再转往内地,把近代西方物理、生物、医学、建筑、音乐、绘画、语言、哲学等学说介绍到中国,钟表、枪炮、园艺等方面的技术还被推广应用到实际的设计与制作中去。

  明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肇庆、澳门,在传教的同时,还传播西方的科学知识。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徐光启曾跟随利玛窦学习历算、火器、天文。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与李之藻合译了介绍欧洲笔算的著作《同文算指》。利玛窦绘制的《山海舆地全图》于1584年刊印,是中国第一幅绘有世界五大洲的地图。

  19世纪以后,来华传教的传教士在广州、澳门等地成立学校、医院,开设印书馆,创办报刊,并翻译各种书籍,推动了西方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机械制造、地理、经济学、法学、文学、艺术等西学的传入。中国的第一部中英字典、第一份英文报刊、第一所女子寄宿学校、第一间西式医院、第一批西医人员,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西医西药书籍,都出现在广州。

  地理大发现以后,处在全球海洋贸易重要枢纽位置的广州、澳门长期聚集众多形形色色的外国商人、海员、领事馆人员、传教士、旅行家、艺术家、科学家,他们依据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写下了大量的札记、日记、书信和报告,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为欧洲人呈现了一个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充满魅力的东方文明古国形象,增进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从而推动了欧美的汉学研究。他们喜欢将一些工艺美术品、服装、家具等带回本国,在欧洲掀起一股“中国时尚”,受影响的不仅仅有制瓷业,还有绘画、建筑、园艺、贴纸、家具等领域。

  秦汉以来,广东对外交往密切,外国语言文化和民风习俗纷纷传入,使广东的日常生活、饮食、服饰、婚丧嫁娶、民间信仰等方面或多或少沾有异域色彩。1982年,南越国“文帝陵”出土的波斯风格圆形银盒、两河流域工艺制作的金花泡饰等舶来品,说明远在印度、波斯湾地区的珍贵物品开始输入番禺,给南越文化增添一抹带有海洋色彩的异国情调。1984年在广东遂溪县附城南朝窖藏出土的一批具有萨珊波斯风格的波斯银碗、鎏金器、银簪、波斯银币等物品。

  唐代是中国古代最强盛的朝代之一,东西方交流盛况空前。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城市之繁华不减吴越。唐人有诗记其盛:“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蛮声喧夜市,海色润朝台”。

  素有航海传统的广东人在唐宋以后陆续有民众渡海移居到东南亚国家,称为“住蕃”。明清时期,下海民众除东南亚地区外,还远走美洲、澳洲新大陆以及欧洲、非洲,遍及世界。他们吃苦耐劳,精明能干,富于创业精神。他们把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州文化带到居住国家,与本地民族文化相融合,成为岭南文化在海外的延伸,对海外社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总而言之,两千多年来,南粤大地在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得天时与地利,沟通东方与西方,融汇中学与西学,为广东发展注入活力,形成了开放兼容、敢于冒险、富于创新的人文精神,在中国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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