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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柴达木的青海丝路

A-A+2014年5月16日10:57新华网评论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行,丝绸之路这条曾沟通中西经济、政治、文化和思想的大动脉,也受到更多人关注。长久以来,学术界认为这条大动脉的最东一段,有两条主要路线,即河西走廊通道和草原路。近年来,随着对柴达木盆地南部的都兰吐蕃古墓的发掘和研究,有关学者认为,除此之外的第三条路线——青海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极有可能被重新评估。

  早在1998年8月,西方一些专家对热水古墓考察之后,香港英文杂志《中国考古与文物摘要》总编陶步斯指出:考古学家在青海的发现无疑将改写从青海以西到克什米尔的历史。

  目前,由中日两国共同组成的考古调查组,已结束他们对古丝绸南路为期3年的考察。此次中日古丝绸南路考察组总行程2万多公里,途经22个县、区,双方的合作调查报告已正式出版,中日双方已完成这次举世瞩目的考古合作。据悉,这次古丝绸南路的调查,是青海省有史以来与国外进行的最深入的一次文化交流与合作,是全方位综合性的考察。中日专家首先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出发,在对当今地质地貌、自然资源考察的基础上,结合近五千年青藏高原气候变迁状况,探索南丝绸之路的可行路线。

  1999年4月8日,都兰县境内发生了一起用推土机盗窃古墓的案件。在盗墓现场,散落着无数破碎的陶器和丝织品。事实上,在都兰县共散布着属于吐蕃文化的数千座古墓群。大量丝织品的出土表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民间交往在这里从未中断过,青海丝绸之路始终是畅通的。从北朝晚期至晚唐漫长的岁月里,青海路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干线和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其地位不亚干河西走廊。

  我国古代通往西方(中亚、欧洲、印度北部等地)的陆路交通最东的一段,在秦汉时就已基本形成,以往学术界普遍认为主要有两条路线:一是关中过陇山,经河西走廊入西域,即“河西走廊”;一是从关中或今河南北上经漠南阴山至河西走廊北面的居延海(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向西至西域,即“居延路”或“草原路”。然而,对于实际存在的第三条路——“青海路”所起的作用和应具有的历史地位,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普遍存在两种意见:其一,认为青海路只作为河西走廊的辅助道路存在,河西路因战争不通时才绕道青海路;其二,认为青海路兴盛时仅限于吐谷浑强盛时期(公元5--6世纪),在被吐蕃占领后已不复为贸易之道。

  迄今为止,都兰古墓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15件,二级文物百余件,三级文物上千件。考古人员目前已发掘古墓88座,出土了一批颇具科研价值的丝绸、石器、木器等珍贵文物。有些丝绸属国内首次发现。这些文物时间跨度较大,从北朝晚期到唐代中期。其数垦之多,品种之全,图案之美,技艺之精,均属罕见。所有这一切都表明“青海路”所起的历史作用长期以来未被充分认识。

  青海省位于河西走廊之南,处于中西交通的要道上。居于此地的羌族,早在秦汉以前,即今漠北和河西的匈奴、黄河流域的汉族产生了密切的联系。青海黄河河曲(赐支)的羌族,也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分几支向东南迁入今四川西北一带。可见,秦汉以前,青海与蒙古草原、黄河、长江流域的交往就已经存在。同样,从青海向西,经今天的柴达木盆地,入西域若羌(今新疆若羌)的交通,即所谓的“青海路”,也是早在秦汉以前就存在的。对此,我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曾根据青海湟水流域等地出土的大量新石器时代的遗物,进行了推测:由祁连山南,沿湟水至青海湖,再经柴达木盆地至南疆,是一条主要的中西交通要道。

  根据《史记》、《汉书》记载,早在2100年前羌中道(即指青海路)曾发挥极其重大的历史作用。

  从目前的文献资料看,从秦汉至东晋十六国时期,青海路虽然未正式见于记载,但事实上也是存在的。从青海湟水流域,经西宁西北养女山(娘娘山)、扁都口到张掖,然后经河西路西段入西域的道路,史书都有明确记载。如公元399年(晋隆安三年),从长安出发到印度求法的僧人法显,史书记载就是走的这条路。

  公元420年,进入南北朝时期,北魏统一了北方,与南方汉族政权对峙。与此同时,吐谷浑则兴起于甘南、青海之地,后与北魏相邻。由于从江南向漠北或西域的主要道路均为北魏所据,因此南朝各政权只有从四川经吐谷浑所据的河南、青海等地与漠北柔然交往,“青海路”就势必兴盛起来。

  自此以后,经由青海路往来西域者,文献记载颇多。而由经柴达木盆地通西域的青海路,大致有三条路线:一是由伏俟城经白兰(今都兰巴隆一带)西北至今小柴旦、大柴旦,到今甘肃敦煌。二是由伏俟城经白兰西至今格尔木,再向西北经尕斯库勒湖,越阿尔金山至西域鄯善,与前一路交汇。三是由伏俟城经白兰、格尔木,再经西南之布伦台,溯今楚拉克阿干河谷入新疆,西越阿尔金山,顺今阿牙库木湖至且末,再与上述两条线路相合。

  6世纪以后,北魏在西域的势力削弱,北魏与西域的交通也不时改经青海路。公元518年(北魏神龟元年),宋云、惠生即是经由青海路去西方的。

  公元534年北魏分裂后,北方先后形成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对峙局面。东魏、北齐因受阻于占据河西的西魏、北周,所以他们与西域等地的通使贸易,也多走青海路。隋大业年间,隋炀帝重用裴矩,努力开辟河西走廊的交通,击破吐谷浑,使河西路畅通无阻,与青海路一道,成为当时中西交通的干线。唐代,从青海南经柏海入西藏的道路昌盛起来。这与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和吐谷浑与唐朝的关系日益密切有关。唐文成公主入藏就大致走的是这条道路。

  公元663年,吐蕃攻灭吐谷浑。吐谷浑王诺曷钵及其妻弘化公主逃往凉州,吐谷浑故地皆入吐蕃。据文献记载,这部分吐谷浑人虽然被吐蕃人所统治,但仍有自身的建制、自己的可汗、自己活动的特定区域,他们是作为吐蕃统治下的邦国存在,青海路的畅通一如其旧。

  关于这部分吐谷浑人,文献记载不详,成为学术界争论的要点。近年来都兰墓群的发掘和研究证明,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邦国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柴达木盆地,政治中心应在都兰县。那么,吐蕃统治下的青海路的作用是否发生了变化呢?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青海路的兴盛只限于吐谷浑控制的五、六世纪,而在七、八世纪吐蕃占领这一地区后,便衰落不振,已不复成为贸易通道;并引《资冶通鉴》所载“自吐蕃陷河陇,隔绝不通”为证。青海路的地位和作用似乎已经被盖棺定论。然而,从近年来考古发掘中的出土文物来看,这种观点不攻自破。

  1965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敦煌莫高窟的K130窟内及K122、K123窟前遗址中发掘出一些丝织品,其时代属于盛唐,品种有数十种;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也是建国以来丝绸出土较多的一处。与上述两处相比,都兰吐蕃墓出土丝绸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图案之美、技艺之精、时间跨度之大(北朝晚期至唐代晚期,约6世纪末至9世纪前半叶)均有过之而无不及。种类之多几乎囊括唐代的所有品种。其中织金锦、缂丝、嵌合组织显示花绫、素绫等均属国内首次发现。据统计,这批丝绸中,共有残片350余件,不重复图案和色泽的品种达130余种。

  除丝织品外,来自中原汉地的文物还有银器、“开元通宝”铜钱、小宝花铜镜,大量的漆器等。西方文物还发现有粟特金银器、玛瑙珠、玻璃珠、红色蚀花珠、铜盘残片和铜香水瓶等。众多的来自东西方的文物集中于此,充分地说明这一时期青海路的地位和作用。如此大量而丰富的财富的聚集,不可能单靠战争与掠夺,吐蕃与中原、中亚的贸易交流当是主要原因。出土文物证明,这一历史时期内,青海丝绸之路是畅通的,即使是在吐蕃控制下的七、八世纪,其与东西方贸易的规模也是非常大的。

  从北朝晚期至晚唐时期(六世纪至九世纪前半叶)漫长的岁月里,青海路事实上成了中西交通的中心之一。从青海向北、向东,自东南向西、向西南都有着畅通的交通路线,联系着中国与漠北、西域、青藏高原、印度等地的交往,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段重要干线和东、西方贸易交流、文化交流的中转站,其地位绝不亚于河西走廊。

  许新国 山东邹平人,青海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馆员,编著出版物有《西陲之地与东西方文明》、史前时期的青海等。

    本文选改自2003年第1期的《柴达木开发研究》杂志

                                                                       (sx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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