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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5年消亡1059个自然村 进城农民多数成"边际人"

A-A+2014年4月18日17:41 陕西日报评论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日渐加快,乡村中国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朝着城市中国进发。有关部门曾做过统计,我国一天时间消失的自然村大概有80个到100个。

延安也不例外。据延安市委办调研组统计,过去五年,全市消亡的自然村数量达到1059个,而且消亡仍在继续。没有人能说得清,一座村庄的消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又会在什么时候结束。

但与此同时,选择了离开故土的那些农民,却发现要想真正融入城市、在城里扎根并不是那么容易。进城的梦想要变成现实,要走的路还很长。

1、5年消亡1059个自然村,南北差异明显

寨子河村是延长县安沟乡黄古塬行政村的一个自然村。2013年夏天的暴雨灾害,让村民的窑洞多数受损。由于村子位于山坡之下,为了永绝后患,寨子河村与黄古塬村合并,并在黄古塬村为受灾村民辟地新建住宅。

换句话说,寨子河村消亡了。

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孤例。在延长县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呼富强的办公室,有一张地图,上面标注有这么一句话:2013年已消亡71个自然村,2014年即将消亡66个自然村。

一个县一年就消亡了71个自然村,一个市又如何呢?

据统计,从2009年至2013年,短短5年时间,延安市原有自然村逐步消亡1059个,人口流失在50%以上的自然村达到2594个。从统计数据分析,延安市自然村消亡具有显著的南北差异性,北部县区自然村消亡的情况要远大于南部县区。其中,吴起县五年内消亡的自然村数量达到781个,人口流失一半以上的自然村数也超过900个。而反观地处南部县的洛川、宜川两县,连续五年都没有一个自然村消亡或者人口流失超过50%以上。

“有这么多自然村消亡,我们也感觉很吃惊,原来真的没想到。”延安市委办综合三科一名参与了此次调研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针对自然村消亡现象,调研组分析认为,主要是受到立地条件、农民自身发展需求、比较利益等几方面因素的影响。

从立地条件来讲,延安市北部县区农村立地条件较差,很多自然村都处于白于山区、黄河沿岸土石山区的狭窄拐沟、偏远深山里,交通不便,人均耕地较少,农业产业发展滞后,农民依靠土地和传统农业收入难以维持生计,导致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特别是由于小城镇建设、移民搬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灾后重建等因素,使许多农民告别故土,迁到城镇社区和居住条件相对较好的地方,原有自然村因逐渐无人居住而自然消亡。

同时,随着延安近年来统筹城乡发展步伐日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生产要素更多地集中投向城镇或新型农村社区,广大农民为了提高自身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分享更多的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纷纷进城入镇,农村留守人口越来越少。

此外,农业产业周期长、收益小,而农民外出务工相对见效快、收入高。据测算,从事农业生产,农民人均年收入约1.5万元左右,而农民外出打工人均年收入4万元左右。受这种比较利益影响,在农村,特别是在自然条件差、农业产业发展困难的地区,农民大量外出务工,只剩下寥寥无几的留守人员。

2、三分之一农民进入城镇,多数成为“边际人”

与自然村消亡相伴随的,是农民迈向城镇的坚定步伐。据统计,过去五年,延安市转移到城镇的农业人口达49.5万人,占全市农业人口总数的35.3%。也就是说,平均每三个延安农民就有一个转移到了城镇。

不过,相对于丰满的理想而言,现实永远那么骨感。这些农民很快发现,进城容易融入太难!

据了解,在延安市近50万的进城农民中,八成以上是16岁到45岁的青壮劳力,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占一半以上。另外,只有10%的进城农民购买了房屋,绝大多数农村流动人口还无法在城镇定居。

由于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文化技术素质相对较低,各种培训机制和手段又跟不上时代需求,导致农村劳动力高级产业进不去,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工资收入少的低层次工种。安塞县沿河湾镇闫塔村村民彭雷雷即是一个例子。2014年28岁的他,小学毕业后再没读书,如今主要靠在延安建筑工地当架子工养活一家老小,一天挣200多块,但不是天天有活干,一年到头最多挣个两三万元,除了基本生活开支几乎没有什么剩余。

即便如此,近年来由于城市下岗人数增多,农村富余劳动力逐年增加,新生劳动力增长速度加快,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很多农民工要想在城市立足、顺利就业也十分困难。而政府在农民转移过程中组织、指导、协调的力度不够,就业中介组织又发育程度低,运作不够规范,不能对农民外出转移提供快捷有效的就业信息服务,导致农民转移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和无序性。有一少部分农民虽有创业热情,但由于文化素质不高、理念不新、经营不活,抵御市场风险能力不强等原因纷纷受挫,只有极少部分农民经商成功。

农民进城不仅难在就业,更难在融入。在目前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系下,城市对农民转移采取了“经济吸纳”和“社会拒入”的双重态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中,城市需要农民工承担城里人不愿干的各种脏活累活危险活。另一方面,城市在社会保障中又拒绝接受农民工。农民进城无法获得真正市民身份,不能取得城市户口,不能和城市职工同工同酬,不能享受如住房、医疗、子女就学等各种市民福利待遇。同时,进城农民和市民在文化素养、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方面均有差异,很难融入城市生活,逐步成了一种特殊的亦城亦乡、非城非乡的“边际人”。

3、创新体制机制,让进城农民享改革红利

“农民工融入城市,关系到城镇化能否顺利推进,也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指出。

围绕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延安市委办调研组建议,要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剥离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就业权、居住权、教育权、社会参与权、社会保障权、医疗服务权等;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和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就业体制、就业服务体系和劳动就业政策;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尤其要注重配套推进农民工劳动就业、随迁子女教育、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改革,使农民进城不再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真正享受到改革释放的红利。

针对目前农民进城后没有专门的服务性机构问题,政府应进一步完善农民转移的服务制度,重点加强社区和小区的服务管理,组建一些转移农民的党群组织和带有综合协调性的服务管理机构,让农民参与到城镇或社区管理之中,逐步融入城市生活。

农民教育培训是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根本途径。政府可以积极整合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充分发挥职业技术学校、就业培训中心、远程教育、职业中介机构的骨干作用,综合利用党校、农村党员活动室、文化站等阵地资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地对农民开展培训。

此外,针对有自然村不断消亡的现实,调研组认为,政府应科学规划农村发展。对于立地条件差、居住分散、人口少,有可能消亡的自然村,大的方向是实行整村搬迁,短期内在产业项目、基层设施、公共资源投入方面实行“保障性发展”,避免整村消亡后造成资源闲置和浪费。对于这种村子的村级组织,建议参照撤乡并镇的经验,根据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村庄规模和党员人数等情况,通过合并村委会、村民小组等方式调整村级行政区划,并顺应村级行政区划调整后村级管理范围和规模扩大等实际,合理设置村级基层组织,优化调整村级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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