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图片均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提供
本报记者 沙莎
死亡在西安高陵泾渭交汇的地方以让人惊骇的密度存在，文明的秘密借由死亡被追索。生与死，在杨官寨以辩证的关系存在，穿越杨官寨2000多座墓地，一座5500年前占地100余万平方米的生机勃勃的城市重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难道仅仅是留恋最后一抹夕阳
走在这里需要格外当心，因为一不小心就会踩到5500年前的杨官寨人。这里的墓地更像是一场死亡的大游行。
杨官寨墓地的考古工作是躺着与枯骨面对面进行的。之所以采取这样奇特的姿势，是因为这里的墓葬形式绝大部分为偏洞式。当年应该是先挖一个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后，再向北掏挖洞，然后安葬死者。
有趣的是，在关中地区，这样的偏洞式墓葬并不多见，倒是在广袤的甘青地区有类似的发现。王仁湘，著名史前考古专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在他的研究中，甘青地区常见这样的墓葬形式。
这是毫无联系的偶然，还是时间指示的文明流向？
“杨队长，这个手骨也移位。”考古现场的工作人员不时向杨官寨考古队队长杨利平报告。杨利平锁着眉头仔细观察，墓室中的人手骨远离手腕，被放在了腿部附近。这样的移位在杨官寨墓地很普遍。为什么有这样残忍的丧葬？
是习俗？是变故？或者是一种神秘的仪式？是传统的习惯，还是受外族影响？杨官寨人留下了线索却没给出答案。
除了骨头的移位，让杨利平觉得更耐人寻味的线索是墓葬的方向。夕阳下的杨官寨墓地，光线恰恰照在逝者头部。
难道仅仅是留恋最后一抹夕阳？
在杨官寨遗址地图上，杨利平做起了连线。逝者头部所向，正是杨官寨环壕（护城河）的西门遗址，这里恰恰曾经出土层层堆积的陶罐等器物。对比这些普通墓室几乎无一随葬的窘境，这些器物会是为谁埋下的呢？
“或许他们面朝的是这座城市的主人。”杨利平做出大胆的推测。
彩陶上的文明密码
到底谁是杨官寨的主人？考古学家从遗迹点点滴滴的线索中找寻着5500年前的信息。
西门遗址的出土彩陶无疑是最重要的线索。
在关中黄色的土地上，红褐色的陶罐显得非常耀目。2004年，在泾渭产业园北区二号路的建设工地上突然挖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陶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接到消息后，迅速赶往现场进行保护性考古发掘。
开始推测这里可能是灰坑。灰坑就是古代人的“垃圾坑”。“过去人类的很多活动都需要挖洞穴，比如储存东西，或者为了取土。后来随着时间流逝，这个坑逐渐被填平，但其中经常埋藏着当时人们生活的遗留品，比如陶器的残片等。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推断出当时人们的活动内容。这种坑的土质都发灰，所以叫灰坑。”杨利平说。
然而随着考古发掘的推进，专家开始怀疑这里不仅仅是灰坑那么简单。
“当时的发掘现场把我们都惊呆了。陶器发掘了一层又一层。有的一处探方内有20多件史前陶器叠压在一起，而且包括各种类型的组合，这在考古界是非常少见的。”考古队郭小宁回忆当年的发掘情景也十分感慨。根据省考古研究院的报告，杨官寨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罐、盆、瓶、钵、瓮、釜、灶等日用器，大多呈红褐色，已修复1480余件。
这里应该是当时人们组织祭祀的地方！考古专家们修正了当初的推断。这里的器物也具有了更重要的价值。
在杨官寨考古队的工作室中，数个陈列架整齐地摆放着修复好的陶器。库房中，几乎堆满了装着陶器碎片的箱子。杨利平说，这只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在省考古研究院的库房中。
仰韶文化标志性的红色成为杨官寨的底色。细细端详这一片片红色的陶片，各种花纹、图样呼之欲出。这些图案意味着什么呢？
甘肃省彩陶研究会副会长蒋书庆的《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一书中写道：“彩陶纹饰在后彩陶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方式保留了下来，也许是一种对共同起源的想象与追忆，这也常被认为是凝聚族群共同认知的根本情感源头。”
考古专家相信，杨官寨的秘密就在这些彩陶上。
花，勾勾连连，绵延不绝，在杨官寨出土了大量的花瓣纹图案的陶器。事实上，熟悉仰韶文化图案的专家都知道，在仰韶文化最兴盛的庙底沟文化时期，各种花瓣纹为特征的彩陶是当时的时尚。
考古是需要想象力的学问，考古专家的联想不亚于最伟大的侦探。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苏秉琦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中认为，“花”与“华”为同音，今日所言之“华人”，实为“花人”，而这里的所谓“花”，放在史前文化中来看就是庙底沟文化的花瓣纹。
考古也需要完整的证据链。更重要的证据点，出现在杨官寨的两个绘有“龙纹”的陶罐上。
“鱼鸟大战”，这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王炜林对仰韶时期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彩陶的生动概括。王炜林说：“鱼纹彩陶是半坡文化的标志，鸟纹是庙底沟文化彩陶区别于半坡文化彩陶最典型的纹饰，这一时期鸟纹在关中地区广泛分布。有意思的是，我们在很多陶器上看到鸟吃鱼，甚至是鱼吃鸟的图案，它应该代表的是分别属于以鱼和鸟为图腾的不同部落氏族斗争。”
问题是，被判定为庙底沟文化的杨官寨既没有“鱼”也没有“鸟”，而是出了一条“龙”。
其实不用费力就可以联想到“龙”可以飞翔也可以潜水，不正具备了“鸟”和“鱼”的特征吗？
王炜林认为，“龙”的诞生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同文化集团融合的标志性事件。在省考古研究院，杨官寨的那个5500年前的“龙”在红色的陶罐上做着向上腾跃的姿势，头顶突出的两个角炫耀着自己的光荣。它张大了嘴，面对着不远的“龙珠”。那形态竟让人看得惊心动魄，这一次“龙腾”让中华文明整整绵延了5000年。
这条“龙”出现在中国的版图中间，而和它一起出土的那些“花”则东去海岱地区，向西到甘青，北上至红山，南下至长江三角洲。那些几乎“雷同”的花朵，表达着文化上的同源。在这张“花”的分布图上，杨官寨的“花”文化的核心地位不证自明。
考古学家认为，庙底沟文化如礼制般规范的彩陶所影响的区域基本与《史记》中记载的黄帝活动区域“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一致。
众多证据指向了黄帝。
谁能建起仰韶时代最大的城
杨官寨到底是不是黄帝的都城呢？这个问题足够考古学家争论很久。对于杨官寨来说，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以100多万平方米的面积成为仰韶时代最大的城。
环壕聚落，城的早期雏形。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临潼姜寨都出现过环壕聚落。然而杨官寨的环壕聚落在那个时代算得上大得惊人。半坡大约3万平方米，北首岭大约3万平方米，姜寨大约5万平方米。
更重要的是，杨官寨的环壕聚落已经摆脱了依地势而建的状况，而有了“城”的样子。经初步钻探，环壕聚落平面形状大致呈梯形，基本为南北向布局，周长约1945米，壕内面积24.5万平方米，壕宽约10米至13米、最宽处约15米，深3米至4.6米。环壕西部发现门址1处，宽2.7米左右。
王炜林介绍说：“杨官寨有明显的规划，其聚落平面整体呈对称梯形，南北壕沟基本为东西向平行，呈对称分布。这不仅改变了半坡文化聚落在规划上借势河流与自然防御向心布局的传统，也开了中国古代城市方格网式布局的先河。”
这么大的环壕用来防御什么？
看过半坡的环壕、壕沟，人们多数的猜测是用来防御野兽的。杨官寨宽10多米的壕沟，其防御对象指向了人。联想前文墓地中断手的人，城壕、战争、战俘成了与环壕对应的画面。
谁能建起这么大的城？
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王占奎说：“杨官寨壕沟的体量和范围很大，修建工作量惊人，显示出来一定有一个组织者进行设计、安排，这意味着有社会权力的统一指挥。”
显然这样的城，仅杨官寨人是很难建成的。杨利平说：“我计划做一个实验考古，让一些人按照最原始的方法挖沟，他们将采用5500年前的工具，用竹筐运土，看看每天能干多少。初步推算，以杨官寨这样大的面积所能居住的人口，完成周长1945米的壕沟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猜测，杨官寨周围一定有一些卫星城，它们为杨官寨提供一定的劳动力。”通过考古队的考古调查，杨官寨周边的遗址都只有数千平方米，最大的也只有60万平方米，似乎杨官寨就处于“金字塔”的顶端。
也就是说，杨官寨的首领们对这些卫星城有控制与调动的力量。
抵御外敌，管理周边城市……杨官寨强大的政权功能不断呈现。2014年，杨官寨发现中心水池。即使在空旷的考古现场，这个水池也显得非常大。沿着几级取水台阶而下，平视这座5500年前的水池，一个繁华而有生机的城市仿佛就在眼前。人们拿着红色的陶罐在这里取水，也有孩童在这里嬉戏。
这座中央水池面积约为365平方米，深3.8米，初步计算容积为1000立方米左右，储水池附带有95米长的排水设施。
杨利平说：“水池遗迹位于遗址的中心位置，可能是环壕聚落内部集中供水的设施，体现了环壕聚落的精心设计和巧妙布局。”
王占奎说：“从聚落演进过程来看，杨官寨大环壕的发现对中国古代城池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让我们看到了由池到城再到城池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一发现在中国史前研究方面将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杨官寨无疑是当时的大都市，这里不仅能抵御外敌，也有便利的生活条件，它的规模也让周围的小城向往。而中国史前能有这样建城能力的人，史书记载并不多。
《黄帝谣》这样写道：“善稼穑，五谷长，筑宫室，居有房。造司南，辨八方，制舟车，通行畅。衣食足，民安康，沧海平，天地祥。”
也许这样的推测还显得牵强。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以杨官寨为代表的庙底沟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应该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华文明的源头在这里以标识性的存在照亮了整个史前文明的夜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