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陕西省黄陵县的桥山,是黄帝崩葬的地方,世称黄帝陵。若从“黄帝崩,葬桥山”(《史记•五帝本纪》)算起,距今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若从汉武帝堆土封陵、祭祀黄帝算起,也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经过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和历朝历代各族人民不断地交往、认同、融合,黄帝陵已成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符号,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象征,成为凝聚海内外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在海内外亿万华夏儿女的心目中,黄帝陵是圣陵、神陵、魂陵,占有无比崇高而又神圣的地位。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时所指出的:“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并进一步指出:“轩辕黄帝陵文化积淀十分深厚,对历史文化要注重发掘和利用,溯到源,找到根,寻到魂。”今天,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征程中,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指示,对我们进一步认识黄帝陵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内涵,对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无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黄帝陵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符号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源就是炎黄时代,其根就是炎黄文化。所以,炎黄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根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祖文化”。现在研究者一般都将炎黄时代拟定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即距今7000年至5000年之间。炎帝处于仰韶文化的中、早期,即6000年至7000年前后;黄帝处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即6000年至5000年前后。而这个时期正是中华文化承上(旧石器时代)启下(青铜时代)的重要发展阶段。根据先秦有关文献记载,“炎帝以姜水成”,“黄帝以姬水成”(《国语•晋语四》),“姜水”、“姬水”经考证皆为渭河中上游的一条支流 ,说明炎帝、黄帝均诞生、成长、活动于渭河中上游及其支流一带。炎黄二帝率领其族或部落在此创造了辉煌的仰韶文化,并通过滚动式的向外迁徙,把这种文化传播到黄河上下,长江南北。所以在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湖北、湖南、甘肃等地亦遗留下了大量有关炎黄二帝的传说和遗迹。

  关于黄帝和黄帝文化,在古代文献、尤其是在先秦文献和正史中均有记载。于右任在其《黄帝功德纪》一书的《序言》里说:“黄帝不惟为中华之始祖,抑又中国文化之创造者也。”通过梳理历代文献,黄帝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不仅发明制作了人民所需的衣食住行日常资用的物质文化,而且他还发明制作了文字、算术、历数、音乐、宗教、绘画、兵法、阴阳五行等精神文化。在《汉书•艺文志》里,还记载了60多部以黄帝命名的著作。其“更如至德要道,惦记恒垂,后世玄言,动皆称世。是此精神文献之施,亦万世万类矣” 。当然,这些发明创造,并非完全为黄帝一人之为,是经过多少代多少人而创造出来的,只不过由于他位居首领而记载在他的名下,自然也就成为华夏文化的代表者。

  黄帝陵冢作为安葬黄帝的地方,自然也就与黄帝联系在一起,成为黄帝文化具象化的载体,也就自然成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一种象征、一种文化符号。

  当然,黄帝陵作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符号,不仅仅反映在黄帝陵的本身,还反映在黄帝陵周围的古文化遗址、黄帝文化遗迹、传说故事以及历代的祭祀活动中,等等。经考古发现,在黄帝陵周围分布着近50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大多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遗址,如桥山上城遗址,位于黄陵县城的桥山南坡,北距黄帝陵冢约500米。遗址面积约125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时期灰坑、墓葬等遗迹,为仰韶文化中期遗存(约距今6000-5500)。赵卓遗址,位于黄帝陵之东的田庄乡赵卓村南,面积约50万平方米,是一处大型仰韶文化遗址。在断面上发现有灰坑、陶窑等遗迹。依据发现的陶片等遗物判断,该遗址年代为仰韶文化中期,与桥山上城遗址大体同时。此外,距黄帝陵较远的周边一带,根据文物复查,是仰韶文化的重要分布区之一,已发现遗址545处。其中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遗址3处,面积在3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遗址也近30处;最早的属仰韶文化早期,大部分遗址属于所谓“黄帝文化”的仰韶文化中晚期。

  不仅如此,据统计,在黄帝陵周围还散落着众多的黄帝和黄帝文化遗迹,如桥山(大桥山、小桥山)、沮水(传说古称“姬水”,为黄帝的出生地)、长寿山(传说黄帝出生地)、嫘祖梳妆台(传说嫘祖织锦处)、白水泉(传说黄帝取水处)、校场坪(传说黄帝练兵处)、仓颉造字处、凤凰山(传说黄帝臣子伶伦造乐处)、印台山(传说黄帝制印处)、插剑石、回军岭(传说轩辕帝后石)、阳洼古城(传说黄帝城东宫)、黄帝庙(建于汉代)、黄帝手植柏、黄帝陵古柏群、东西碑廊、黄帝脚印石、汉武挂甲碑、下马石、神道、汉武仙台、黄帝陵园古城墙,等等。

  有关黄帝陵的传说故事,据兰草先生搜集整理的《轩辕黄帝传说故事》统计,约50多篇。众所周知的“黄帝手植柏”传说为黄帝亲手所栽,距今已有五千年的历史,被称为“天下第一柏”。“武帝挂甲碑”传说为汉武帝征朔方返回祭黄帝陵时,曾在此树上挂过盔甲。汉武帝以后,黄帝陵的香火就未曾中断过,即使战争或动乱年代,虽官方中断,但民间依然香火旺盛。唐代,尤其是明清以后官方祭祀有增无减。

  另外,历代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为黄帝陵题字、创作的大量诗词歌赋和楹联,明清以来历代留下的祭文、碑文,当今国家领导人如邓小平、江泽民、李鹏、李瑞环、郭沫若和国民党领袖人物蒋中正、蒋鼎文、程潜等的题词,于右任编纂的《黄帝功德记》、邵力子为民国时《黄陵县志》撰写的《序言》等,围绕黄帝陵创作的各类形式的文艺作品,也都成为黄帝陵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以上所举不论是仰韶文化遗址,还是黄帝和黄帝文化遗迹;不论是黄帝的传说故事,还是历代的黄帝祭祀,均与黄帝陵融为一体,成为黄帝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打上了黄帝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它们既是黄帝陵五千年的历史见证,也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见证,成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符号。

  二、黄帝陵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象征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慎终追远的传统,而且早在西周时期,就将祭祀祖先作为国家头等大事看待,如《《左传•成公十三年》所说:“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礼记•祭统》亦说:“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因此,在先秦时期,都要在都城设立太庙、大殿一类建筑,在春秋两季或祖先的诞辰日、忌日举行祭祀活动。秦汉以后,又把这种祭祀活动从庙宇祭祀扩展到陵寝墓地祭祀。祭祖,表示后继有人;祭祖的延续,小指一个家族,大指一个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延续,反之,则表明这个家族或民族、国家的灭亡,即“亡国灭种”。在古文献中就有这方面的记载。如武王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后之后于陈”,又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褒封神农之后于焦”(《礼记•乐记》)。对这些先代之后的分封,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延续其香火,以此表明该族的存在和延续。若无后裔,其香火也就断了,其族也就不复存在了。

  黄帝陵祭祀自秦汉始,历两千余年而不衰。自隋唐起,朝廷开始在历代帝王陵寝所在地进行祭祀。唐代宗五年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书:“坊州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方享祭,列于祀典。”这里所说的坊州黄帝陵阙就是今黄陵县桥山的黄帝陵。在宋元时期的黄帝祭礼中,黄帝陵庙的致祭受到了格外重视。在开宝五年(972),赵匡胤下旨,凡是前代功绩昭著泽及后人者都应该加以崇祀,不得使其庙貌荒芜。当时的轩辕庙被列为重点加以整修维护。同时规定朝庭每三年祭祀一次黄帝陵庙。为了祭祀的方便,将唐代宗大历年中设置的黄帝庙从桥山西麓移至今黄帝庙所在地。(宋李昉《黄帝庙碑记》)元朝对黄帝陵庙的祭祀也很重视。《元典章》中规定,黄帝与伏羲、神农都是开天辟地的先祖,国家应该祭祀。

  到了明代,朱元璋即位之初,认为黄帝不仅是医家的祖师,也是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通过派遣使臣在全国调查,四年(1371)由礼部,对行省79处历代帝王陵寝重新作了定议,合为35处作为祭祀对象。规定祭祀黄帝由皇帝或派遣大臣祭祀。桥山黄帝陵被列为国家祭祀始祖的圣地,并要求每次祭陵的祭文、祭祀日期、祭品名称、数量和主祭、陪祭官员姓名都要刻石立碑。他又特遣中书省管勾甘赴黄帝陵致祭,这次祭祀留下了现在所见到的最早的一篇祭祀黄帝陵的祭文。为了保护祭祖圣地,黄帝陵庙还设五品护陵官二人,而后来的县令即为护陵官。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朱元璋降旨在轩辕庙大殿内塑造轩辕黄帝像一尊,以便利后世瞻仰和祭奠。以后每三年一次,大祭祀由皇帝亲写祭文,由太常寺派遣大臣携带香帛、贡品前来桥山祭祀。据统计,明代共有14次,其中明太祖2次,明宣德、代宗、英宗、武宗、正德各1次,明世宗3次,其中一次是御制祭文。以后明穆宗1次,明神宗2次,均为御制祭文,明熹宗1次。

  清代沿用了明代对黄帝祭祀的做法。一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在北京历代帝王庙祭祀,一是由皇帝派遣专员到黄帝陵祭祀。每三年一次。平时春秋之祭由地方官员操办。清朝对黄帝陵的祭祀仪式庄严肃穆,规模宏大,次数较多。据统计共计30次,分别为清世祖顺治1次,清圣祖康熙9次,清世宗雍正3次,清高宗乾隆10次,清仁宗嘉庆2次,清宣宗道光4次。 另外,清末1907年重阳节同盟会和1908年重阳节陕西同盟会各祭扫黄帝陵1次,并决定每年的农历二月二日为祭陵日。

  中华民国时期,从1935年开始,到1948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每年清明节都要派员去黄帝陵祭奠。1948年和1949年,由于战争原因,国民党在西安设灵堂遥祭。在此之前的1944年7月,经国民政府政务院批准,中部县改为黄陵县。在共产党方面,1948年3月10日,随着黄陵县的解放,就开始了单独祭祀黄帝陵。同年清明节,共产党派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西北人民解放军有关领导前往黄帝陵祭祀。1949年清明节,又派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和黄龙专区专员前往黄帝陵致祭。

  新中国成立后,自1955年起,公祭黄帝陵恢复,由陕西省人民政府领导人主祭。1964年至1979年公祭活动中断。1980年恢复。1994年起,每年都有国家领导人与陕西各界人士参加公祭。除此之外,自1988年起,每年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黄陵县各界举行民间祭祀黄帝陵庙活动。个别年份或有特殊大事还在其他日期举行民祭。

  除了历代朝廷对黄帝陵庙的祭祀外,历代还有一些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也到黄帝陵庙祭祀或下诏保护黄帝陵。如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北宋名臣范仲淹三上黄帝陵,宋仁宗降旨黄帝陵栽植柏树,泰定帝颁发保护黄帝陵庙令,嘉靖帝免除黄帝粮税,元末著名道士张三丰上桥山,瞻仰轩辕黄帝陵庙并留诗篇,李自成回师陕北祭拜黄帝陵,台湾著名诗人邱逢甲祭拜黄帝陵并留诗篇。 到了现当代,如孙中山派员、于右任、同盟会成员、国共两党代表祭拜黄帝陵。1937年8月,洛川会议结束后,朱德、任弼时等人专程去黄帝陵拜祭。同年7月和1943年,谢觉哉先后两次来黄帝陵祭祖,并留多首诗词。 新中国成立后,陆续有陈嘉庚、李瑞环、李铁映、贺敬之、廖沫沙、李政道、姚依林、丁玲、田纪云、陈慕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爱国人士、文化名人,也都在黄帝陵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两千年来,在重视黄帝陵祭祀的同时,对黄帝陵的整修也极为重视。自汉代立庙,唐代扩建,宋代迁址,一直到元明清、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重修、整修黄帝陵庙21次(包括宋代迁址一次)。其中元代1次,宋代2次,清代6次,中华民国4次,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进行了大小8次整修。最近一次整修分两期工程,从1992年至2004年,历时12年。 在李瑞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重视下,整修后的黄帝陵庙,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规模都大,建筑都宏伟。

  自汉至今的2000多年里,不论是官方祭祀还是民间祭祀,黄帝陵庙的祭祀形式愈来愈隆重,规模愈来愈大,层次愈来愈高,参与的人数愈来愈多,其影响也愈来愈深远。黄帝陵庙经过多次整修,其规模也愈来愈大,设施也愈来愈完善。这说明不论是古代的封建统治者,还是今天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黄帝陵的祭祀和整修都高度重视。李瑞环1990年4月在陕西视察期间,对重新整修黄帝陵作出重要批示:整修黄帝陵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加强民族团结,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历史上历朝历代祭祀的不断延续和提高,说明中华民族的绵延、壮大和强大。所以我们说,黄帝陵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象征。

  三、黄帝陵是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

  中华民族是由历史上的华夏族(汉族)与“四夷(南蛮、西戎、北狄、东夷)”经过长期的融合而形成的。经过数千年而中华民族始终不离、不散、不裂、不断、不亡,尤其是近代以来,面对外敌的入侵,依然团结一致,共同对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与中华民族有着共同的始祖——炎黄二帝是分不开的。炎黄二帝既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也是中华民族的血亲始祖。这标志着炎黄二帝与中华民族不仅有文化的认同,也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

  中国历史上不仅华夏族政权的统治者将自己称为黄帝的后裔,敬奉黄帝,就是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也自称为黄帝的后裔、子孙,也敬奉黄帝。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清朝的历代统治者。为什么?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凝聚各族人民,巩固其统治地位。这在明清祭黄帝陵的历次祭文中都能体现出来。如在明代的祭文中几乎都有“万世永赖”、“井井绳绳”等句子;在清代历次祭文中多次出现“治统道统”、“继道统而新治统”等句子。这此表明他们是继黄帝以来的“道统”而治理天下。

  到了近代,面对诸列强的入侵,民族的危难,黄帝陵愈加受到各党各派和全社会的关注、重视。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3月,孙中山委派了一支由十五人组成的祭祖代表团,赴陕西黄帝陵致祭。在临行前,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亲笔题写了一篇气吞山河的祭文:“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在当时,通过祭祀黄帝陵,为凝聚各族人民走共和道路,发挥了积极的感召作用。“世界文明,唯有我先”,至今还被国人传颂。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占领东北三省,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占领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野心,我们只有唤醒全中华民族,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不被日本帝国主义亡国灭种。于是,1937年,正值抗日战争高涨之际,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分别委派官员,共同于4月5日清明节前往陕西黄帝陵致祭。1938年、1939年又第二次、第三次与国民党同祭黄帝陵。 两党同祭黄帝陵,这对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唤醒四万万民众,凝聚海内外各族人民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还我河山,卫我主权”,拯救危难的中华民族,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黄帝陵的祭祀愈来愈引起全世界华夏儿女的关注,每年都有一批批的港澳台同胞及海外的华人、华侨回国祭拜黄帝陵庙,其情其景十分感人。美籍华人张良州博士1993年4月5日,远渡重洋,专门从美国赶赴陕西黄陵,参加了清明节“各界公祭轩辕黄帝陵”万人大典。他声泪俱下地诵读了亲自撰写的《炎黄祭》祭文。当他读到“泪洒桥山”、“情冲肝肠”时,全场无不为之动容。 1988年1月18日,“外省人返乡探亲团” 一行24人来到黄帝陵,他们每人身穿特制的套服,胸前印有“想家、想家、想家”醒目字样,脊背印着不同的话:“四十年多年了,让我回家吧”、“百战留得余生,才知老来更苦”、“孤苦无依汉,夜夜梦神州”、“西望乡关何处是,梦里家园路迢迢”,等等,聚集在黄帝庙前,聚精会神地听着解说员的讲解。当听到海峡两岸同胞同源共祖一家亲时,他们情绪激动,泣不成声。团长何文德跪在黄帝陵前,声泪俱下,从头至尾读完祭文,在场的200多名围观群众,也无不为之动情。台湾同胞把从台湾带来的土和水撒在黄帝坟墓上,带来的菠萝、槟榔、鲜花、香表全部共献在黄帝陵前。他们又将黄帝陵的土带回台湾。 美籍华裔物理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李政道博士和他夫人秦惠君女士,于1984年回国访问,专程来到陕西黄陵县拜谒黄帝陵。虽然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也加入了美国国籍,但他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身上流淌着中国人的血。他题写的两句词:“世界各族皆兄弟,黄帝子孙独人杰。” 表达了海外华夏儿女钟情于黄帝和黄帝陵的赤子拳拳之心。

  随着海峡两岸互通的逐步解冻,2005年4月5日,国民党退守台湾56年后,首次正式受邀参加黄帝陵祭祀活动。国民党中常委蒋孝严到黄帝陵敬献花篮。2009年4月3日,台湾当局领导人马英九也在台北主持遥祭黄帝陵典礼,向“中华民族远祖黄帝”献花致祭。同年4月4日上午,连战与夫人在黄陵县参加了清明祭祀轩辕黄帝大典。随后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原副主席江丙坤、林丰正,新党主席郁慕明,亲民党党首宋楚瑜等亦先后来到陕西黄陵县祭拜黄帝陵。其中郁慕明已经三次参加了黄帝陵祭祀活动。

  从以上列举的事例可以看出,黄帝陵不仅为海内外华夏儿女提供了一个祭祀的场所,而且还成为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成为海内外华夏儿女情感、精神、心灵的寄托,成为维系、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

  总之,黄帝陵的文化符号、民族象征、精神纽带作用,这是悠久的历史积淀的结果,是亿万华夏儿女长期追寻、认同的结果,也是时代所赋予的必然结果,不是任何个人或社会团体所能人为主观设计出来的。而中华民族的“源”、“根”、“魂”,就深深地蕴藏在桥山,蕴藏在桥山的黄帝陵。随着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文明的提升,尤其是在当前世界局势激荡、风云变幻的今天,黄帝陵的文化符号、民族象征、精神纽带,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明标识”,愈来愈显其重要性。这是其他事物所不能和无法替代的。(作者:霍彦儒 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会会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