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芳在给客人做足疗时习惯唱起描写农民工生活的花鼓调

  从一个进城谋生的普通农民工,到下井参与挖煤的煤老板,再到投资失败成为洗脚妹,张芳这个农家女经历着绝大多数农民工的艰辛,又创造着不同他们的事业辉煌。其中力量有来自于家庭的责任担当,又有个人能力的证明,还有追求幸福生活的动力源泉。

  城中村里的洗脚小店

  傍晚时分,街边饮食店里的伙计、老板扯着嗓子吆喝着生意,这是他们一天中最后的黄金经营时段。足浴店里的客人也多了起来,这里的生意其实算刚刚开张。张芳有条不紊地用双手在浴盆里揉搓着客人垂放的双脚,然后把一只抬起来,擦干净。包起右脚后,又在左脚涂上按摩膏,双手开始在脚底的穴位上按摩揉搓起来。

  得知客人是陕南籍的一位农民工,张芳主动提出用当地流行的花鼓调,唱一首自己编写的《打工难》:“腊月里来腊月难,腊月打工整一年,见了老婆酸苦甜,不知打工有多难”。她说许多客人们都很喜欢听自己唱歌,因为那些歌词都说的是在外谋生者的艰辛与喜乐。

  张芳的足浴店在西安南郊的城中村。在一条逼仄的小巷里,零七散八地分布着好几家洗脚店。张芳说:各做各的生意,自己在这里生存,凭的是力气和技术。毕竟自己是满40岁的人了,和小姑娘比不了。

  街道上的行人愈发多了起来,大多是戴着安全帽、手拿工具的农民工。他们在经过足浴店时,会不经意地往里瞥一眼。虽然洗脚一次也就20元,加上按摩拔罐不到100元,但对于大多数靠苦力吃饭的农民工来说,依然是比较奢侈的夜生活消费。

  张芳做完两名客人后,额头上冒出了细汗。一个月前姐姐张艳前来给她帮忙,张芳说自己因此基本上能按时吃到一日三餐,店里也有了帮手,自己还能借机喘口气。

  “哪怕多使点力气,多按几个穴位,免费加个小项目也成,就是为了能多一个回头客。我们是正规足疗店,来的很多都是回头客,他们也很尊重我们的工作。”张艳懂得妹妹的良苦用心,手下也不偷懒。两姐妹洗、搓、捏、敲,展开十八般“武艺”,用双手在脚丫里谋划着生活。小店里不断传出咚咚吧吧的敲击声。

  小店有里外两间,放着7张按摩床。店面大门从一大早到子夜时分都会敞开着,门外是大大的“汉方足道足浴按摩”招牌。店内挂着两幅牌匾,分别题写着“店小业大”和“路在脚下”的书法。“这是两位作家给我写的,他们对我很认可,这也是我的理想。”在张芳眼里,曾经足疗行业被认为是一个遍地黄金的优质产业,如今身处其中也倍尝经营的艰辛,耗材、房租等经营成本的逐年上涨,就像一大块石头压在她的心头。她说足疗消费市场越来越成熟,没有特色的店就等于被判了死刑。

  两姐妹都是村里的劳动模范

  张芳是安康岚皋人,老家在偏远的山村,家里四姐弟,她排行最小,但干活最舍得力气,像个男孩子。在她儿时的记忆里,老是吃不饱肚子,经常是揣着两个红薯摸黑去三公里外的学校。在羊肠小道的上学路上奔跑时,吃一个红薯作为早餐;上午放学后,从怀里摸出另一个红薯作为午饭。“这还是运气好的,有时候早上出门就喝一碗包谷糁甚至要饿一天的肚子。”

  为了填饱肚子,张芳和山里人一样,在自家十多亩的田地刨挖。村民张拴牢提及两姐妹,竖着大拇指赞叹道:“张艳、张芳那两个女子干起农活真卖力,两个小姑娘一下地,村里的大人们就坐不住了。张艳比我们村长派活还有号召力,张芳是我们小组的劳动榜样。”

  等到地里出产的土豆、包谷、绿豆、黄豆丰收的时候,村民发现吃饱肚子,手里没钱花还是让日子没起色。进城务工形成了高潮。两姐妹随着乡亲进了城里,成了当地最早一批年轻的女性农民工。

  最开始的打工地点是在西安西郊一家砖厂,张艳开拖车,张芳搬土坯。“砖厂老板让我试着搬两块泥坯子,我搬起来没走两步,就撑不住给扔地上了。老板让我走,我赖着,三个月过去了,我两手一夹,能把5块砖稳当地放到车上。当时光着脚板,两个手掌的皮全磨掉了,晚上休息就感觉火烧火燎地生疼。”当时张芳每个月能拿到150元的工资,她每月留20元的生活费,其余的全寄回家里。她和姐姐说:家里总是等钱用,除了生活开销,还要购买种子、化肥和农药,关键是父母一直靠药物维持着病情。

  由于没有多少文化,像张芳这样的打工族,即使进了城市,依然做着出卖劳动力的工作。她们没有过多的选择,积蓄多来自于节衣缩食,又不放过任何一个“多赚一点钱的机会”。

  20岁那年,张芳和几个砖厂的工友听说到新疆摘棉花工资高,就结伴准备赚一大笔钱。“那是我经历的最寒冷的冬天。一大群人晚上男左女右地和衣而睡,挤在一个炕上,不到一个月身上满是虱子。结果干了三个月,领工的把我们的工资结算后拿跑了。当时也到政府反映过,人家说我们上当受骗了,想着只能自认倒霉了,我们一路打工一路往回走。”

  从新疆带着一身的冻伤疤痕回到西安时,已是酷暑季节,张芳又先后在纺织厂做过纺纱女,在批发市场做过销售员,工作依然不很稳定,待遇更是可想而知。“那个时候村里的同龄姐妹都结了婚,她们中间嫁得好的,日子过得幸福美满的,都是我们生活的样板。说不动心,那是假的。再说我还有个不服输的脾气。”

  赚来的上百万又全部栽进去了

  然而不幸的是,这个时候丈夫又被查出患上了重病。“我除了照顾丈夫,还要硬着头皮到处找亲戚朋友,开口就是借钱。”特别是他们有了孩子后,家里负担更重了,张芳偷偷地打了两份工。

  “早8点到房地产公司做电话销售,下午5点连饭都顾不上吃,又要赶公交车到印刷厂看机器,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钟下班才能回家。”张芳回忆那段时间自己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说话,因为电话销售的首要考核指标,就是每天必须有4个小时的有效通话时间。自己最缺少的则是睡眠。“每次上班几乎都要迟到,在岗位上都不敢坐着,就怕睡着。”张芳说:一次自己正在上班,迷迷糊糊中脑袋上就挨了两个耳光,醒过神发现车间主任站在身边。

  张芳说那时下班后自己都是步行3公里路回家的,为的是节省出租车费,当天被车间主任批评她没感到委屈,晚上又被陌生人跟踪也没感到害怕,走到家门口发现忘带钥匙,给丈夫打电话要求开门,竟然无人接听,自己顿时感到又气又恼,两脚就把租住房的房门踹开了,当她进屋发现丈夫还在熟睡,拎起来就是一通哭诉。丈夫莫名其妙地看着手机,又在耳边听了听,然后自言自语地说,自己两个耳朵的听力最近下降得厉害,没想到已经全部听不见了。

  “我要赚大钱,不然这个家就垮了。”2012年,张芳听亲友介绍开煤窑来钱快,就去山西省寿阳市和亲戚合股承包了煤窑。当时她身上只带了东借西凑的6万元钱,带领20多名矿工下井在掘进一线“打进尺”,每米毛利润是800到1200元。刚开始下井还真有些害怕,坐着绞车被下到“黑窟窿”里,遇到机械故障,不能正常升井,或者疾速下滑,自己都会害怕到“把心提到嗓子眼上”。慢慢地她和那些矿工对于这一切,开始习以为常。

  “我不但把欠的钱还上了,自己还挣了十多万。”张芳对当时的日进斗金的大生意依然念念不忘,牛刀小试带来的高额回报让她背着钱袋子又转战榆林神木。伴随着全国煤炭市场的高温,张芳这个普通的农家女,被裹挟入这股投资掘金热潮中,成了让昔日工友和村里的姐妹刮目相看的大老板。

  “我只是里面那种小包工头罢了,经常都是几万十几万的转账,我见识到了什么叫资金流。”几年下来,张芳开煤矿累积了上百万的资金,她准备再扩大规模。特别是闻讯黑煤窑更赚钱的利好信息,她决心独自承包煤矿。

  2014年无疑是张芳这些煤炭投资者的人生拐点,她开始大着胆子找钱做投资。岂不知她的投资行为和许多做多煤炭的投资商一样,赶上了煤炭行情的下行,“那些煤矿手续根本批不下来,政府治理力度不断加大。”她的资金周转开始不灵了,账面出现赤字,甚至连工人工资的正常发放都是问题,“赚来的上百万全部赔了进去,最后还欠了30多万的债。”

  扩大规模再发展意见却不统一

  投资失败的打击让张芳不得不回到8年前最初打工地西安,“三个月里我门都不出,想死的心都有了。可一想到我还有父母要赡养,丈夫的病还没有痊愈,就只能硬撑着继续干下去。”她批发过衣服,走村进户推销过床单,在拆迁工地砸过钢筋,捡过废砖块。“我那时处境真是好尴尬。孩子上着私立学校,我却要为1000元钱在犯愁。”最让她纠结的是,她投资失败欠下30万元外债的事情,一直都不敢让家里人知道。

  “我妹就是胆大,想干什么别人拦不住,也从来不和我们商量,就开煤窑这么大的事,家人也是在她亏了好多钱以后,我们从讨账人嘴里知道的。”姐姐张艳在大家眼里,属于办事很稳当的女人,妹妹张芳认为这样的脾气与性格,是绝对干不了大事情的。

  然而为了还债,张芳不得不回归现实,想到自己做煤老板时,几乎每晚都要和其他老板去足浴店里做保健,早已对足疗按摩非常熟悉,加之在榆林期间还专门学习了推拿、养生、足底按摩的知识,看到自己年龄大了又不好找工作,张芳决心投资一家足浴店。

  这个决定首先被姐姐否定,认为妹妹毕竟是干大事情的,这种伺候人的活路,根本就干不来,再说也会被乡亲们知道后说闲话。张芳给姐姐做工作说,在邻县的紫阳县有“中华修脚第一镇”的高桥镇,全镇人口2.1万人,从事修脚行业的人就超过6000人。80后郑远元摆地摊当修脚工,如今已在全国22个省区市开设直营和加盟店400余家,带动5000多名老家乡亲外出务工致富。

  张芳把服务群体定位到普通大众,南郊城中村的打工一族成为主要对象之一,“他们干着重体力劳动,颈肩腰腿疼痛和肌肉劳损非常多,花费二三十元做这样的保健,最能引起追捧。”

  张艳被妹妹张芳说服了,但这次她做了投资人当老板,妹妹张芳仅仅是洗脚妹挣工资。“每月差不多能拿四五千元工资吧,两年还了10万元的债,我想把这个店再扩大一下,搞成股份制,我姐出资金,我是技术入股。目前正在做我姐的工作。”这一次姐姐张艳没有明确表示反对,但还是劝妹妹冷静一下,要多考虑。文/图本报记者孙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