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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瘾少年回忆治疗:被六七人按着接受电击

来源:中国青年报2016年11月3日【评论0条】字号:T|T

  被认为患上“严重网瘾”的那几年,魏子韩觉得自己昏昏沉沉,总是莫名发火,在网吧一待就是一周。

  可他说,自己从没被网络游戏控制过。“其实是想组织一个打游戏的团队,大家一起赚钱。”魏子韩把自己当时的举动比作一种创业。

  2008年,学校的宣传栏上贴着“网瘾,让天才变魔兽”“网络游戏,电子海洛因”的海报。魏子韩路过时瞟一眼,不屑地走开。

  辍学一年多以后,魏子韩被送进一家网瘾治疗中心。直到今天,他仍觉得“网瘾更像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

  而大众讨论网瘾的热情却前所未有得高昂。“精神鸦片”“若不重视网瘾将会‘断子绝孙’”“切莫让亿万青少年成为网络奴隶”的声音不绝于耳。网瘾一下变成了贴在中国互联网上的争议性标签。

  “其实战争的烽火早已硝烟弥漫,最早是父母们发起的自卫战争,接着是医生、教师、政府工作人员投身战争中。”纪实文学《战网魔》如此描绘那段日子。

  网瘾是否属于精神疾病,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网瘾是病,完全是无稽之谈。”从网瘾治疗机构出来的第6年,魏子韩依旧不承认自己得了病。

  1995年,美国的精神科医生伊万·戈登伯格在一个心理学论坛上提出“网络成瘾”这个名词,并制定了“手指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作出敲打键盘的动作”等7条诊断标准。

  从那时起,针对网瘾是不是病的争议开始了。

  没过多久,戈登伯格就声明,自己只是想开个玩笑,只是比照病态赌博的定义,编造了诊断标准。

  “如果你把成瘾概念扩大到人的每一种行为,你会发现人们读书会成瘾,跑步会成瘾,与人交往也会成瘾。”1997年他曾对《纽约客》表示。

  直到现在,网瘾是否属于精神疾病,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2001年中华精神科学会发布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3版),也没有网络成瘾的相关论述。此后,该标准一直未更新。

  十多年来,解放军总医院网瘾治疗中心主任陶然却一直坚持“网瘾是一种心理疾病”的观点。针对这个命题,他发表了70多篇论文。他为“网络游戏成瘾”制定的9条诊断标准被收录到美国精神病学会2013年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

  虽然这份手册指出,网络游戏成瘾“缺乏定义标准”“缺乏流行病学研究”,值得进一步研究,不属于已确定的精神疾病。但陶然觉得,这就像网瘾入精神疾病的“草案”,“会在下一次修正后被纳入正式的目录中。”

  他对记者说,当今很多人都不承认网瘾是一种病,根源是把精神病和精神疾病画上了等号,“精神病一般指的是严重的精神障碍,比如精神分裂症”。

  根据一份权威报告:我国15岁以上人口中,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过1亿人,其中1600万人是重性精神障碍患者。

  在陶然眼中,精神问题满足两条就能称得上疾病:导致社会功能丧失,例如不能工作,不能上学等;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了痛苦。

  对魏子韩来说,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可能是从好学生一下沦落到差生的落差感。

  “初中我是年级前五,高中打游戏,连中间都进不去了。”

  那时候,他迷上了一款名叫《梦幻西游》的游戏。花上15元,就能在网吧待一晚上,之后他干脆就住在网吧里。

  “几乎不和家里人说话,周围的人说我得了‘网瘾’,我不相信。”直到现在,他依旧坚持人是不会被物控制的。

  要规范机构先要有治疗标准,制定治疗标准的前提是承认网瘾是病

  被骗进网瘾治疗中心的那天,父亲对他说:“你爷爷住院了,我们去看看。”他被六七个人按着,被迫接受了一次电击治疗。

  2004年,荷兰人凯特·巴克在阿姆斯特丹开办了欧洲首家网瘾诊所。

  诊所推出了4~6周的治疗计划,所提供的网瘾治疗方案与治疗赌博和酗酒的方法类似,每天收费500欧元。两年后,有研究者发现,荷兰人的治疗已宣告失败。

  2010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了《关于未成年人网络成瘾状况及对策的调查研究》,在这项研究摸底的全国65家矫治机构中,最多的是“学校”,超过三成,其次是“非营利组织”“公司”和“培训机构”。“医疗部门”占比最低,只有4家。

  报告显示,多数矫治机构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准,教育部门最多。然而,多家机构获批或注册的经营范围与网瘾矫治并不相关。

  “任何只要想办网瘾矫治机构的人都可以办。”陶然有些愤愤不平。

  在他看来,之所以出现电休克治疗,正是因为治疗网络成瘾的方法比较混乱,应该将网瘾纳入精神疾病范畴,由卫生部门统一收治。

  他面前却是一个“死循环”:要规范机构先要有治疗标准,制定治疗标准的前提是承认网瘾是病。

  几年前,原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目前并没有哪一家医疗机构是获批专门治疗网瘾的。对于其他并非医疗机构的,由其他部门审批,谁审批,谁监管。

  在网瘾治疗中心时,魏子韩几乎每天都被送进电击室。他的伙食顿顿都是白菜豆腐。“没什么油,不吃就要送去电击。”母亲就在一旁默默监督。

  一名“患者”告诉记者,“如果把现在的低频脉冲治疗仪比作30根针通电扎你,那‘第一代’电休克治疗仪就是300、400根针”。

  “低频脉冲治疗仪所谓的二类保健品不过是个幌子,从本质上来说和电休克治疗仪并没有太大不同。”陶然说,接受电休克治疗后可能会出现头痛和意识模糊、心率不齐、认知损伤、脑部损伤等不良反应,对青少年必须谨慎使用。

  这位研究者显得忧心忡忡:“电击治疗是有适应症的,主要是针对有严重自杀倾向、狂躁症、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除此之外都不能使用。”

  他也不承认电击治疗是厌恶疗法,并非是用惩罚的方式让患者厌恶网络游戏。“它给人带来恐惧,恐惧只能加深自卑。”

  陶然曾去德国考察过当地的网瘾治疗机构。维希尔网瘾诊所的治疗手段令人难以置信:艺术疗法,如绘画、舞台剧、合唱等;运动疗法,如游泳、骑马、静坐等;自然疗法,如种花、种菜、自己动手洗衣做饭等。

  “当然,如果你不愿意去治疗网瘾,你的监护人可以去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陶然对记者说。

  医生连自己的病人都看不过来,怎么去做网瘾治疗机构

  从网瘾治疗中心出来后不久,魏子韩外出打了几年工,又开始抽烟、喝酒、上网。

  有段时间,他总会想起当年一起接受治疗的姑娘,“用指甲刀割脉,流了一地的血”。

  北京郊区的一家网瘾治疗机构,迎接“患者”的第一件事,不是电击,而是分配心理医生。

  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的孩子大多也是被家长骗来的,不少人到这里,习惯先大哭一场。机构的应对办法是:让他们闹,闹到没劲儿了再说。

  一个刚进入网瘾中心的孩子在哭闹后平静下来,被人带去做身体检查。

  他体内铅元素被检查出含量超标。医生说“这可能意味着,他注意力、感情和行为方面有异常。”

  核磁共振检查的结果显示,这个孩子打游戏时,与个体情感和需求相关的脑顶页使用偏多,而与逻辑思维和协调性相关的额页使用较少。

  基地的心理医生王垒告诉记者,他们只开维生素,“如果有抑郁症的,会送到类似安定医院的地方去看,这只负责网瘾。”

  这里主要的治疗都是围绕心理展开的。除了团体心理治疗,还有至少两次一对一交流的机会。平时除了军训,病人每天有5个小时左右自由时间。

  当被问及攻击性强的孩子该如何进行心理治疗时,一位工作人员说:“没有一种屡试不爽的模式,要给每个人找到最适合的方式,帮助他们成为‘完整的人’。”

  不仅是孩子,家长也是这里的病人,每人需要完成120个课时的学习。

  基地里一条走廊的墙壁上,贴着一条标语,时刻刺激着走过的父母们:“任何成功都抵不上教育子女的失败。”根据该机构的统计,这些家长职业分布前三的分别是:公务员、教师、企业老板。

  在韩国,网瘾治疗基地采用民间和官方合作的模式:韩国保健福祉家庭部从2011年开始,每年都对全国所有小学的四年级、初一、高一学生进行网瘾检查。

  对“潜在危险群”的学生,在本人和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在市、郡、区青少年咨询支援中心接受咨询。

  需要治疗的“高危人群”,则被要求与精神保健中心和合作医院联系,接受治疗,每人将支付30~50万韩元的治疗费。游戏公司也需要资助网瘾治疗,成立专门的网瘾治疗机构。

  北京安定医院儿科主任崔永生认为:“在国内让精神专科医院来做网瘾治疗,本身不太现实。”

  他对记者说:“孩子的网瘾一旦上来,开放式的治疗很难控制,最少需要两三个月的封闭环境。”

  以中国目前精神专科医院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看,他认为,“医生连自己的病人都看不过来,怎么去做网瘾治疗机构。”

  这是个“切蛋糕”的老问题。“需要关注的疾病还有很多,孤独症1000万人,到现在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孤独症训练中心,这该如何平衡?”

  当谈到解决方法时,崔永生表示,要鼓励民间资本开办网瘾治疗机构。

  有时候,就连陶然自己也不知道以何种眼光,看待为之工作十几年的网瘾治疗中心。

  “它像是医院,这个不用多解释。它又像是是学校,有很多心理治疗的课程,又是幼儿园,孩子心智不成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照顾他。它还有点像少管所,有很多孩子误入歧途,我们要把他拉回来。”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魏子韩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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